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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最近进行了选举，选民投票者百分之九十五，杜鲁门当选总统时，才得百分之四十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选民没有投票。
1893年出版的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一书中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xxxvi]〕 在法院和检察机关部分，地方单位提出疑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行政法院，我国为什么没有设立这种法院？〔[xxxvii]〕 此外，最后通过的1954年宪法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置与任期、立法权的归属、宪法的修改、对人大代表的人身保护、国务院的职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人民陪审制度、人民法院审判独立、公开、检察制度等方面参考了苏联宪法第三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五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管理机关、第八章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九章 法院和检察院及第十三章 本宪法修改程序的相关规定。
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毛泽东比较看重法国宪法，认为它代表了比较进步、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xxvii]〕 其一， 宪法序言。〔[xi]〕 制宪权概念引入以后，学界对于制宪权理论的探讨逐步成为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概念。比如，苏联宪法在国家机构部分详细列举了疆土，1954年宪法并没有予以规定。但在中国是否需要急于制订宪法也还可以考虑，因为中国已有一个共同纲领，而且它在群众和各阶层中均有很好的威信，在目前过渡时期以共同纲领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可以过得去的。
此外，还有意见认为司法权可改为审判权。（三）全民讨论宪法草案的基本目标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4年6月16日向社会公布了宪法草案，开始了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1] 但是，解放思想和反思历史又带来了另一方面的思潮和现象。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那么，是他认为，立宪原意的说明只是一种应然和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而要达到的未来目标，而其他一些说法又是一种实然和现在只能做到的？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2）彭真以及其他几位修宪参与者关于党的领导方式的表述也不尽一致。[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以下。这个表述与1954年宪法序言中第一段落的表述基本相似，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简略地概括了党对建立国家的历史作用。
[49] 1982年宪法修改档案。[7]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也很有些思想混乱。
但到一九五七年后，一些同志总以为领导就是发号施令，领导权的依据就是法律规定，硬是盛气凌人地要人民来服从我们，以至发展到后来林彪提出：‘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把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和国家强制完全混为一谈，使党越来越脱离了人民。[71]这实际透出一个明确的含义：宪法中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根据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确立的，或者说，党把作为党内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运用于宪法的国家机构之中。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已经用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不能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里规定的那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公民的义务。但由于以写历史代替写主张，又导致序言中党的领导缺乏确定的内涵，即便参与立宪的先贤们对其中的诸多问题在认识上也存在模糊和不统一的情况。三十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党如何实施领导一直存在不少认识不清楚、不统一的问题，这不仅在理论中使人们对党的领导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非议，也在实践中削弱和消极影响了党的领导。[13] 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80年9月16日，叶剑英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宪法修改的方向和内容至关重要。
[16]而根据顾昂然的记录，1981年11月2日下午，彭真在玉泉山与胡绳、张友渔等谈话时也说，他就四个坚持等问题，找小平同志谈过了，也与一些老帅交换了意见，小平同志说，坚持要写。[60]短短七个字，反映了他对党的领导靠正确、不靠命令的重要主张。
他说：对四项基本原则，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一致，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里写不写，分歧就更大了。意识形态（宣传）的领导。
如果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写，就可能出现1975年宪法中公民有服从共产党领导的义务这种极不正常的规定。而在胡乔木卸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后，第五次讨论稿的序言部分几经修改，到前述11月10稿，党的领导方式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的表述被删去了。而前述由他主持起草的第五次讨论稿序言第四自然段的内容，正是党的领导方式的表述。1980年10月13日，他专门致信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取消1978年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的条文。[74]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62页。为此，彭真在第一自然段左右两侧的空白处分别写道：二十世纪，四件历史意义（的大）事（哪里去了）？辛亥革命不提？历史从自己起？[45] 为什么彭真如此强调在序言中写历史以至不厌其长？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写历史，特别是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才能用无可争辩的史实来统一思想。
[75]实际上，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绝对的，与对其他国家机构的领导有很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专门做了解释。继前述7月17日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谈话中批判《苦恋》反党反社会主义后，8月3日，胡耀邦也发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对《苦恋》这类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
[53]3月12日，全国政协在京常委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刘瑞龙委员建议，第一条中应当加上党的领导。（1）彭真自己对党的领导方式和内容的表述就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为什么要在宪法中取消党的领导？孙冶方以惊人的勇气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行思考，提出以下三个理由： 一、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但是，从彭真当年留下的笔迹和相关报告，还是能捕捉到他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26] 第四，党在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错误都是自己纠正的。如果按照彭真的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党深入贯彻了群众路线，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那么，党在国家机构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就必然会产生好的效果，党即使不对党员下命令，它的主张在国家机构内部也能得到贯彻，并顺利地上升为国家意志。说到底，这三种方式实际并不是什么领导权，而是一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还从监督二字向右下方拉下长箭头，写道：领导核心，领导者，既领导人民又受人民（监督），并在下一页写了这样的眉批：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他说：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问我：宪法‘序言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说，宪法‘序言是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宪法‘序言对四项基本原则使用的是叙述性的语言，不是规定性的语言，在适用时就有灵活的余地。[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4页。
邓小平的决断对地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80]《张友渔文选》（下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但是如果把党的领导写成一种主张和判断，就会面临各种争论。共产党犯了错误，但是自己纠正的。彭真认为，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领导受到怀疑和反对的情况下，就不能将党的领导写成一种主张，只有阐述党在20世纪领导中国人民所做的几件大事，才能寓理于实，统一思想。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
第二，靠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在这个说明中，他专门用了一整自然段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领导。[76]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161页。
其中，只有两处写到党的领导，而第一自然段仿照1954年宪法和第五次讨论稿的第一段，写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国家，但却删去了两者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重要表述。《序言》里明确肯定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
